历史漩涡中的郎咸平

历史漩涡中的郎咸平

顾雏军的案子今天宣判。他此前所涉虚报注册资本罪,违规披露、不披露重要信息罪被撤销。另一罪名挪用资金罪也改判为5年。顾雏军多次表示,对郎咸平不会善罢甘休。

2004年郎咸平在复旦大学的一场演讲,开启了顾雏军急转直下的人生。那场演讲名为《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》,郎咸平称:在「国退民进」背景下,顾雏军瞄准经营困难的国企,采用财务造假和杠杆收购手段,大肆收购,造成国有资产流失。

顾雏军和郎咸平早已认识,两人关系原本不错。郎咸平突然发难,这让顾雏军耿耿于怀。郎咸平在演讲里还提到海尔张瑞敏和TCL李东生,对他们的指控也差不多。只有顾雏军站出来反击,这才有了后来的一系列官司。

郎顾之争,是郎咸平人生的高光时刻。后来他搞阴谋论、站台P2P、算计空姐等等,人们提起来往往叹息:郎咸平现在成什么了,当年他可是阻止国有资产流失的功臣…

在我看来,郎咸平后来的人生狗血事不太重要,最多说明他吃相难看。恰恰是郎教授人生高光的「郎顾之争」,非常恶劣。郎咸平抹黑国企改革,将改革进程的博弈描绘成少数人的鲸吞蚕食。许多人一听「改制」两字就恼火,国企改革的进程放缓了。

国有企业是很麻烦的事情。一方面效率低下,财政不输血,国企就很难经营下去。1990年代末就走到这一步。另一方面,产权不明。管理层是行政委派,职工名义是「主人翁」,实际是大锅饭。一旦改制私有,职工不再享有特权和福利,因此他们激烈反对改革。

最有争议的是MBO(管理层收购)。郎咸平说,西方式 MBO 没有问题,因为管理层收购的是流通股,要支付高昂的对价。中国式MBO不行,它是一场阴谋,管理者以权谋私,将国有资产低价买入私囊。

乍看起来,郎咸平站在公众利益的立场上,义正辞严,非常具有说服力。不过,他忽略了中国式MBO的现实困境。

1990年代国企不像今天这般风光。当时国企普遍亏损,艰难求存,大部分都没上市,更谈不上市值管理。国有资产当然有价值,可到底值多少钱,如何评估分配,没有条件来操作。

采用MBO式改制的国企,通常是经营改革在先,使企业价值提升。产权改革是深化改革的必经之途,它涉及对管理层的激励。

传统国企管理层在经营改革时,往往贡献巨大,收入不高。褚时健把濒临倒闭的卷烟厂做成亚洲第一,创造上千亿利税,而他的收入和奖金加起来,平均每月只有3000多块钱。褚时健的例子很突出,现象在当时国企却很普遍。

国企管理者处在当时的地位,有改革的贡献,没有倾斜照顾,不考虑他们利益,就难有激励推动改革,甚至会成为改革阻力。权力地位和利益倒挂,很容易形成灰色收入,置企业家于险境。褚时健就是这样,临退休了不甘心,最后伸手被捉,多数人为他抱委屈。

解决此种局面,就变得相当紧迫。中国式MBO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出台,和西方同等制度相比,确有不伦不类之处。可是作为改革探索,它赋予国企管理者一部分股权利益,以此开启产权落实的改革。正是这项改革,成为郎咸平口中的「瓜分国资」。

经济学家张维迎批评了郎咸平的观点。他认为,首先得承认国企管理者的地位,承认他们的贡献,尊重他们的利益。民进国退不应简单视作瓜分财富,而要看到创造财富的结果。从长期来看,国企改革会让市场更有活力。中国社会面临的最大问题,不是国资流失,而是私有产权受侵害。

「尊重改革者利益」,这种观点得到张五常支持。张五常在一次采访中提出,一种制度转型到另一种制度,对原有体制的受益者不能太绝情。假如他们激烈反对,不但改革受阻,还会发生预想不到的很多事。尊重原体制下的受益者,并对改革过程的受损阶层予以补偿,是不应回避的问题。

把郎咸平和张维迎的观点摆在台面,不要说当年,就算当下今天,也不难预料舆论反应。民众对当下公平公正的热爱,远甚于长远发展。不难想象,张维迎被骂得有多惨,郎咸平成了公众欢迎的良心经济学家。

郎咸平为国企改革引入「信托责任」概念,使其大行其道。

所谓信托责任,是西方财产管理制度,受托人有为托付人利益尽职尽责。郎咸平说,国企管理者是全体国民的受托人。做信托要讲道德良心,怎能鹊巢鸠占,据为己有呢?郎咸平在企业管理上高唱道德,在经济学界是很新奇的现象。这为他在民众那里赢得广泛声誉。

郎咸平「信托责任论」似是而非。西方信托责任的前提是私有财产制,受托人面向具体的财权所有者。国有制的特点是产权不明,所谓「委托人」只是名义而已,根本找不到委托人。没有私有财产制度,谈不上信托责任,这也是张维迎驳斥郎咸平的主要理由。

郎咸平「信托责任论」带来的最大问题,是道德至上,谁也不敢动国企。国企一改革,谁就能以「委托人」名义道德指控,陷改革者于不义。郎咸平用道德大棒阻止了国企改革浪潮。

「国退民进」的诸多领域,民企收购者面对的通常是亏损严重的国企。表面资产规模庞大,实际债务欠款一堆。自身难以盘活,政府无力救助。既然国企身陷困境,急需私企救助。给予各种优惠条件,就是很自然的事情,收购价格也不可能很高。

所谓「低价贱卖国企资产」,往往是私营企业接盘,注入资金,整顿管理,原有国企资产价值上升而已。「贱卖」当然可能存在,但当时的情境分析,却不能被否定。

关于私企收购,张五常说过一段有意思的话。

1990年代初期,有些国企白送人也没人要的,有人问我,张教授你要吗?我说不要,要了等于是仗义帮忙,要了你就得负责员工的生活。后来改了,工厂拿去,工人生活不用你负责,有人要了,并不一定是要它的设备、厂房,要的是那块地皮。

有些人廉价拿得国企,改为私营,成功了,赚到钱,有人看得眼红。但我们也要看到那些输得七零八落的中计者。很多不同的故事,不要随便一般化。

张五常和郎咸平都没在祖国大陆长期生活。对改革的理解,张五常显然比郎咸平具有同情理解的能力。

改革进程中,国企改革是陷阱最多的领域。搞MBO收购,国企管理者常被指责贪污,侵吞国有资产;私企收购国企,在当时被允许,甚至是鼓励的方向,不过私企却要冒着「私分国有资产」「行贿」之类罪名。

国企改革,参与者一不留神就有牢狱之灾。即便逃过法律红线,也要背负「原罪」骂名。郎咸平像一道旋风,鲜明反对当时国企改革。他挥舞着道德大棒,引导民众情绪走向极端。学界关于国企改革的讨论,变得难以进行。这也是当年许多经济学家批评郎咸平,称他逆改革而动,恶化改革环境的缘故。

今天的郎咸平,早已没有了当年的意气风发。他走穴,代言,主持节目,说一些他自己未必信的话。不过,还是有许多民众奉他为道德楷模。反国企改革的民意,很多是郎咸平种下的种子。郎咸平在历史漩涡中所起的糟糕作用,会在未来改革中逐渐显现出来。

陈兴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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